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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师往事:金庸与季羡林的半世侠缘

时间:2018-11-11

武侠小说宗师金庸

文 | 梁志刚

金庸,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海宁,原名查良镛,华人最知名的武侠小说作家、新闻学家、企业家、政治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主要起草人之一。

金庸与古龙、梁羽生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。著有“飞雪连天射白鹿,笑书神侠倚碧鸳”及《越女剑》等15部武侠小说,作品脍炙人口,亦被改编成影视剧集、游戏、漫画等产品。

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。1946年秋,金庸进入上海《大公报》。1948年移居香港。1959年,金庸等人于香港创办《明报》。1996年—1997年,担任全国人大常委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。1998年,获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。2000年,获得大紫荆勋章。2009年9月,被聘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;同年荣获2008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。

上世纪末,金庸访问北京大学,当被问及喜欢读什么书时,金庸回答:“《牛棚杂忆》。”又问:“您最崇敬的北大教授是谁?”金庸毫不犹豫地答道:“季羡林。”

季羡林(右一)与金庸(右二)

季羡林上小学的时候,酷爱看“闲书”。他最感兴趣的是《彭公案》《施公案》之类公案小说和《七侠五义》《小五义》之类武侠小说。由于识字有限,看书经常遇到“拦路虎”,念错别字是家常便饭。比如把“飞檐走壁”,念成“飞dǎn走壁”。他与堂妹互相开玩笑说:“你是用笤帚扫,还是用扫帚扫?”不认识的字少,就用笤帚,多了就得用扫帚。不过这类小说内容浅显,即使有些字不认识,意思还是能看明白的。

看“闲书”可以使人上瘾,他看闲书的瘾头极大。那时候,家里没有电灯,晚上,把煤油灯吹灭后,在被窝里,用手电筒照着看,一看大半宿。季羡林还把书带到学校去,偷空就看上一段。校门外空地上,正在施工盖房子。很多红砖摞在那里,中间有空隙,坐在里面,外面谁也看不见。他就搬几块砖下来,坐在上面,下课之后,且不回家,掏出闲书,大看特看。看得入了迷,书中侠客们蹿房越脊,刀光剑影,仿佛就在眼前晃动。等到脑筋清醒了一点,回家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,常常挨婶母数落。

金庸的小说作品

季羡林看了数量极大的“闲书”,受到“侠客”影响,他照书上讲的,拿一把木尺当“宝剑”,和小伙伴们玩侠客游戏。他还一度练习铁沙掌,找来盛豆子的瓦罐,用手指往里戳,戳得皮破流血,疼痛难忍,只好作罢。他还练过隔山打牛,在屋顶吊一纸球,朝它挥舞拳头,胳膊挥得酸痛,纸球却纹丝不动,又以失败告终。

但总的看来,他看“闲书”还是利多弊少。通过这些课外书,他知道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,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,增强了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,中国人对侠义的崇尚深深地植根在他的心中

2000年11月2日,由北京大学和香港作家联会共同主办的"2000'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”在北大召开,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、台湾以及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日本、韩国和以色列的近60名专家学者与会,季羡林以名誉顾问身份参会并与金庸亲切交谈

2007年6月18日,金庸夫妇到医院看望季羡林,这次季羡林与金庸讨论“侠”的概念,和对这个概念理解的中西差异。

季羡林说,“侠”从字义来看,是两个人在打架。而对打架,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。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,我们还去国联告状,请求主持正义,当时我在欧洲,就觉得这个做法行不通。人家会想,你有本事打回去。武侠精神,在中国,还有日本、韩国、泰国、新加坡、越南这些亚洲国家,人们非常接受,认为很有道理。但是西方人就不大接受。他们不明白侠者要路见不平,拔刀相助。西方人觉得强的可以欺负弱的。

他讲了一个在德国亲眼看到的例子:一天,有两个男孩打架,大的十一二岁,小的八九岁。小的打不过大的,输了并不服气,一边哭,一边反击,打得难解难分。大人见了,并不干预。打得久了,有个老太太泼过来一盆凉水,喊道:“吵死了!别处打去!”如果在中国,肯定会认为大欺小,不公道,一定要干预的。当天下午金庸在北大作报告,引用了这个例子。

关于季老讲的两个小孩打架的故事,笔者查阅了他1936年2月24日的日记:

去吃饭的时候,雨仍在下着,看样子似乎一直没停。回家,稍稍休息就开始读Wihelm Meister。读到精神有点疲倦了,点(抬)头朝窗外看的时候,还有两个孩子在打架,打得很凶,许多孩子围着看。后来又来了许多大人,也都不拉,任他们打。一个显然矮一点,当然要占下风。于是大火,脱光了外衣,又打上前去。但不久就又被对方拖到地下,抓了头发,没头没脸地揍了一气。一位太太看不下去了,拿了文明杖把两个孩子打开,别的孩子笑了,被揍者也哈哈大笑。但当太太一走,又交了锋,脱去衣裳的那位又被抓住头发,半天没能动。从对面窗子里浇出一瓢冷水,一道白光,两个分开了。被抓者觉得赤手空拳不能取胜,于是走到一辆自行车旁,伸手抽气筒,预备做武器。但旁边看的大人却干涉了,结果气筒被夺去,又回来,还是冲上前去,又挨了一顿揍,分开了。胜了的一个孩朝南走去,败者跳进铁栏杆找了一条树枝,从后面追了去——到这里,从窗户便看不见了。不知究竟如何,我为被揍的弱者祝福!

《季羡林日记:留德岁月》第一卷第186页

江西人民出版社,2014

武侠小说在华人中拥有广大的读者,“侠”的观念深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。季羡林晚年在病床上也曾与儿子季承讨论这个问题。有人说,季羡林本人就是有几分侠气的士

季承在《我和父亲季羡林》一书中,这样记载父子二人关于“侠”和“士”的谈话:

那一天,还谈到“侠”和“士”。他从清平官庄的贫农单身汉胡二疙瘩谈起,说中国社会里有一种人,应该是属于流氓无产者,在他们身上有一种侠气。行侠仗义,扶弱济贫,也即所谓“路见不平,拔刀相助”、“为朋友两肋插刀”。这些人属于“侠”一类。父亲说,爷爷就有点侠气。我说:“在你身上也有侠气。”他笑了笑,说可能也有点。

季承《我和父亲季羡林》第181页

福建鹭江出版社,1016

THE E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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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/排版:xiaoshu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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